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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日期:2025-04-15 05:59

写作核心提示：

撰写关于李贽思想主张的作文时，以下事项需要注意：
1. "选题背景"：首先，要明确李贽的时代背景，他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，生活在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。了解这一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李贽的思想及其在当时的历史地位。
2. "李贽生平"：简要介绍李贽的生平，包括他的出生地、家庭背景、教育经历、主要成就等，以便读者对李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。
3. "思想核心"：明确李贽的思想核心，如他主张的“异端”思想、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、对道德观念的批判等。
4. "论证结构"：作文要有清晰的论证结构，通常包括引言、正文和结论三部分。正文部分可以按照以下顺序展开：
- "李贽的生平及思想背景"：介绍李贽的生平和主要著作，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。 - "李贽的主要思想主张"：详细介绍李贽的代表性思想，如“异端”思想、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、对道德观念的批判等。 - "李贽思想的影响"：分析李贽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，包括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。
5. "论据充分"：在论述李贽的思想主张时，要引用李贽的著作或相关文献作为

明代思想家李贽为何颇受争议？他有哪些惊世骇俗的言论？

如今通州西海子公园西北处，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，有一处墓葬，是游人常去凭吊之处，那便是李卓吾墓。

通州西海子公园里的李卓吾墓。白继开摄

李卓吾就是明代思想家李贽（1527-1602）。在明代，李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，他以孔孟传统儒学的“异端”而自居，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、重农抑商以及一些假道学之流大加批判，甚至提出了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的观点。这在那个时代，是惊世骇俗的言论。李贽的观点吸引了很多年轻人，但同时，因为他的观点受到朝廷的打压，很多人又离他远去。

李贽七十多岁时，因为一位忘年好友的鼎力相助，得以寓居通州，他人生最后的岁月在通州度过，死后也葬在通州。

坎坷求仕路

李贽1527年出生于福建晋江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考中举人，但是他两次考进士都不中，四年后，李贽出任河南共城（今辉县市）教谕（类似教育局局长）。做了三年教谕，嘉靖三十九年，李贽任南京国子监博士，嘉靖四十三年任北京国子监博士，嘉靖四十五年任礼部司务。万历五年（1577）任云南姚安知府。虽然做着官，但生活仍然清贫。

嘉靖三十九年，父亲去世，时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李贽回乡治丧，依礼制丁忧三年。此时，正值东南沿海倭乱，他与妻女遇上倭寇围城。服丧期满，李贽携带全家三十余人迁居北京，一时又得不到任职，只好找些塾师之类的活路。十个月后好不容易得了个北京国子监博士（从八品教官），又传来祖父辞世的噩耗，他再次携家带口回原籍守孝。经此一番折腾，本来就不宽裕的他更为拮据。

当他把祖父的丧事安排好之后，回到共城去接妻女，才得知更悲惨的消息：当时他将妻子与三个女儿安顿在当地，为他们买了几亩田，岂知后来河南大灾，当地赈济缓慢，两个小女儿竟被活活饿死。

痛苦的经历，再加上在担任礼部司务期间，开始研读王阳明的学说，这些因素促使李贽思想发生极大的转变。李贽此时也结识了泰州学派（王阳明去世后，其弟子王艮回到泰州讲学，后人称他们为泰州学派）重要人物如王畿、罗汝芳、耿定向等人，他们注重社会底层人的感受，致力于开启民智，这些思想深得李贽的喜欢。

万历九年（1581），李贽从云南辞官，先后寄寓湖北黄安、麻城等处，讲学著述。在麻城讲学时，从学追随者男女数千人。常发表惊世骇俗言论的李贽，在行为上同样反叛：他于万历十六年（1588）夏在麻城一座寺庙落发出家。

因为有过短暂的京城做官的经历，而通州是南方到京城的水路要冲，他与通州有过多次交集。第一次是在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李贽偕夫人和孩子到北京等待朝廷新的任命；第二次是在隆庆元年（1567），李贽到北京，在礼部当差；第三次是在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李贽逃难到北京，住在西山极乐寺。他在《续焚书·与潘雪松》中写道：“彷徨未定，复同肖川至潞河登舟，获遂见老丈于城下，虽非仆之得已，然亦可遂谓仆之无可奈何哉。”这是李贽第三次到北京，他从潞河下船，来到通州城，再到北京，暂住到西山极乐寺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又乘船沿大运河离开北京。据记载，李贽在72岁前，至少有6次到过或路过通州。

生死之交马经纶

而李贽晚年寓居通州离不开他的一位生死之交：马经纶。因为李贽惊世骇俗的言论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，马经纶当时就是李贽的“铁杆粉丝”之一。

马经纶出生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），字主一，号诚所，顺天通州（今北京通州）人。马经纶从小就聪明好学，27岁考取己丑科进士，最初在工部实习观政，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至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）任山东肥城知县，为民爱民，政绩显著。万历二十三年，马经纶升任监察御史，因事抗疏，被免职回到家乡通州。

他终日诵读经书史籍。在家乡，耿直仗义的马经纶，做了很多好事善事，先后迁葬工部左侍郎李钦，安葬老师李春雩、挚友武含春等。他又置立义地，埋葬穷人，而且每年要接济贫士。他为通州林氏妇女撰写的《列妇林氏墓碑记略》收录在光绪《通州志》卷十《艺文·墓志》中。

还在做官的时候，比李贽小三十多岁的马经纶，就对李贽仰慕已久。而在罢官后，潜心研读典籍的马经纶对李贽那些“离经叛道”的思想越来越认同。他们常诗文往来，由此建立了牢固的友情。

李贽第三次离京（1597）后，寓居在好友山东济宁漕运总督刘东星府宅。在此期间，马经纶到山东去找李贽，赓续友情，期间二人对《周易》再次进行了研讨。后来马经纶有事要回通州，七十多岁的李贽坚持以老迈之身千里相送，一直送到天津直沽。当经过大运河临清闸时，李贽感慨万千，赋诗《同马诚所出临清闸》，慨叹他们的友情：千艘万舸临清州，闭闸开关不自由。非利非名谁肯在，唯君唯我醉虚舟。

1600年夏秋之际，李贽结束山东济宁、南京等地的游历，再次回到湖北麻城，这次他遭遇到了麻烦。因为李贽离经叛道的学说，引起了当地乡绅的极大不满，他们散播李贽会妖术的谣言，煽动普通百姓围攻李贽。

听说李贽遭受迫害，马经纶长途跋涉三千里到湖北，去救援李贽。为了便于照顾李贽的生活，马经纶决定将李贽接到自己通州的家中。
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，李贽到通州后，每日与马经纶研读《易经》。李贽继续写作《易因》这本书，并与马经纶共同读《易经》，他常引苏东坡的话，“经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”来表明他做学问的态度。闲暇之余，马经纶还陪同李贽及随行人员到周边地区游玩。李贽在《温泉酬唱有序》中记录了他来通州后的一次外出情景：春日余同马诚所侍御北行，路出汤坑，商城张子直舜选，携其甥盛朝衮，其小友陈壁，俟我于此，连饮三日，然后复同往……

这一年，“公安三袁”之一的袁中道也到通州拜访李贽，当年李贽在湖北讲学时，袁中道深受李贽的影响。

李贽在《书小修手卷后》中说：“岁辛丑，余在潞河马诚所，又遇袁小修三弟，虽不获见太史家兄，得见小修足矣，况复见此卷乎！”交谈中，袁中道因为听闻李贽喜好食肉，认为过多食肉不利健康，所以就劝他少吃肉，但是李贽没有听从。这年夏天，好友刘东星也多次派人来接李贽，他婉拒了刘东星的好意，只是抄寄给他所写的杂记以示纪念。

也许是经历了长时间的飘摇无定的生活，李贽对通州的生活感到很满意，在来到通州后不久，就写了一首诗《夏至后二日马历山园池小集》：只在此通州，居然足胜游。清阴迷钓叟，曲水系荷舟。面细非燕麦，茶香是虎丘。今宵有风雨，我意欲淹留。

在通州，李贽抓紧时间写作，继续修改《易因》。据他自己记载：“与马公读《易》，每卦千遍，一年而《九正易因》成。”这是他最后的学术著作，写完《易因》书稿后，他请马经纶提建议，马经纶建议将书名改为《九正易因》。听到好友的建议，李贽非常高兴，他把这件事记录在本书的《自序》中。

当李贽在通州度过他难得的闲适时光时，朝廷中一些人对李贽的迫害没有停止。万历皇帝将李贽投入京城大狱。马经纶多方营救，多次帮助李贽辩解开脱。马经纶在《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》中说：“（李贽）平生未尝自立一门户，自设一藩篱，自开一宗派，自创一科条，亦未尝抗颜登坛，收一人为门弟子。”大意是说，李贽也不拉帮结派，也不反抗朝廷，这样的人何罪之有，朝廷应该马上释放李贽。也许是马经纶的努力起了作用，朝廷不打算继续关押李贽，而是要将他发回原籍。李贽得知消息，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，决定以死表达自己的抗争。

袁中道对李贽之死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一日，呼侍者剃发。侍者去，遂持刀自割其喉，气不绝者两日。侍者问：‘和尚（李贽的自称——编者注）痛否？’以指书其手曰：‘不痛。’又问曰：‘和尚何自割？’书曰：‘七十老翁何所求！’遂绝。”李贽故意呼狱中侍者剃发，趁机夺剃刀割喉自刎，且在血泊中辗转两日而亡，李贽的刚烈，令人慨然敬佩。

李贽的去世，最悲痛的莫过于马经纶，他费尽周折，把李贽遗体运回通州，并安葬在城北迎福寺西侧的一个高坡上，这是李贽此前与马经纶讨论后挑选的地方，李贽生前好友焦竑题写了“李卓吾先生墓”六个字。八年后，李贽的学生汪可受、梅掌科、苏侍御捐资为李卓吾树碑。李贽去世后，当时的很多文人学者到京城来，都要到李卓吾墓前悼念。崇祯八年（1633）由刘侗和于奕正合著的《帝景景物略》中记载了李贽墓的情况：“冢高一丈，周列白杨百余株。碑二：一曰李卓吾先生墓，秣陵焦竑题。一曰卓吾老子墓，黄梅汪可受撰，碑不志姓名乡里，但称卓吾老子也。”

数百年来，李贽墓历经变迁，迁到了现在西海子公园的位置。李贽也成为了通州历史文化的名片。

（原标题：明代思想家、“泰州学派”一代宗师

李贽晚年寓居通州）

来源 北京晚报

作者 刘永加

流程编辑 刘伟利

李贽的佛学思想

文/李玉昆

李贽晚年信奉佛教，但并不独尊佛教，而是儒、释、道三教皆崇。他重持戒，提倡念佛颂经。主张众生平等，人人皆具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。他的佛学思想以禅为主，禅净双修。李贽经常与僧侣、朋友讨论佛学，写了许多包括对佛经、佛学著作的题解、释读、序跋，游览寺院、听讲经的诗作，为研究李贽的佛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

一、李贽其人

李贽（1527—1602年），字宏甫，号卓吾，又号温陵居士、百泉居士、思斋居士、宏父居士、卓吾居士，龙湖叟等，泉州人，明代杰出的思想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戏曲评论家。

李贽出生地泉州，海外交通发达，宋元时期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。李贽出生于航海世家，二世祖林驽为泉州巨商，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奉命航海忽鲁谟斯。四世族祖林易庵及子林琛为冠带疏球通事。至其父林白斋已不从商而以教书为生。

李贽7岁随父读书，26岁中举人，30岁任河南辉县教谕，后任南京国子监博士、北京国子监博士、北京礼部司务、南京刑部员外郎、南京刑部郎中、云南姚安府知府等小官。54岁辞官，在湖北黄安、麻城等地著书讲学。主要著作有《焚书》、《续焚书》、《藏书》、《续藏书》、《史纲评要》、《四书评》、《易因》、《九正易因》、《初谈集》、《道古录》等。

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明神宗以“敢倡乱道，惑世诬民”的罪名在通州将李贽速捕下狱，李贽在狱中愤而自刎，年76岁。

二、李贽与佛教

李贽学佛的时间，有以为在50岁以后，其根据是《圣教小引》“五十以后，大衰欲死，因得朋友劝诲，翻阅贝经，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。”有以为当在40岁时，黄宗羲《太常徐鲁源先生用检》：

（徐用检）在都门，从赵大洲讲学。礼部司务李贽不肯赴会，先生以手书《金刚经》示之，曰：“此不死学问也，若亦不讲乎？”贽始折节向学。尝晨起候门。先生出，辄摄衣上马去，不接一语，如是者再。贽信向益坚，语人曰：“徐公钳锤如是”。

李贽与佛教发生关系应在30岁。此时他在河南辉县任教谕，自号温陵居士、百泉人、百泉居士。《卓吾论略》云：

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。居士生于泉，泉为温陵禅师福地。居士谓“吾温陵人，当号温陵居士“。至是日游遨百泉之上，曰：“吾泉而生，又泉而官，泉于吾有夙缘哉。”故自谓百泉人，又号百泉居士云。

李贽对佛教应该有接触，才会把自己称为温陵居士、百泉居士。此后又称宏父居士、思斋居士等。《卓吾论略》云：“人曰：‘子性太窄，常自见过，亦时时见他人过，苟闻道，当自宏阔’。居士曰：“然。余实窄。遂以宏父自命，故为宏父居土焉。”而自号思斋居土，是“憾不得起白斋公于九原，“思白斋公也益甚”。白斋公是李贽之父，名钟秀，号白斋，是位有名的塾师，李贽７岁开始随他读书，习礼文，至16岁入府学读书。

李贽对佛教有深入研究在50岁入滇为云南姚安太守时。袁中道《李温陵传》载：

为守，法令清简，不言而治。每至伽蓝，判了公事，坐堂皇上，或寘名僧其间，簿书有隙，即与参论玄虚。人皆怪之，公亦不顾。

李贽与名僧参论玄虚，讨论佛学，甚至在佛寺处理公事。在姚安期间，李贽游姚安城内观海楼，题联云：

禅缘乘入，有下乘，有中乘，有上乘，有上上乘，参得透，一乘便了；

佛以法修，无灭法，无作法，无非法，无非非法，解得脱，万法皆空。

万历六年，游姚安南门外青莲寺，有《青莲寺》诗二首，其二云：

芙蓉四面带清流，别有禅房境界幽。

色相本空窥彼岸，高僧出世类虚舟。

慈云晓护栴檀室，慧日霄悬杜若洲。

浪迹欲从支遁隐，怀乡徙倚仲宣楼。

秋冬间，同友人罗姚洲、郑大姚公使等游鸡足山，寓大觉寺，与小月禅人论佛教净土法门，写《念佛答问》、《六度解》等。途中到大理感通寺访李元阳，与之“联榻谈禅”。

万历八年，李贽辞官不准，入鸡足山读经不出。之前，与何守拙等同游昆明五华山，刻《坛经》。在鸡足山，初寓大觉寺，后移寓迎禅寺（即钵孟庵）有《钵孟庵听诵华严并喜雨》诗二首。

万历九年，李贽游昆明涌泉寺，创议建涌泉亭。孟春之际获准离任，离开云南，到湖北黄安，寓居耿定理的天窝书院，因“黄安有胜友，且生活方便”，选择为终老之所。他还到麻城会见龙潭深有（无念）。

万历十二年耿定理卒，李贽离开黄安，徙居麻城，住周思久之婿曾中野家。万历十四年，维摩庵落成，李贽入住维摩庵，一住3年，成为“带发辞家一老僧”。

万历十六年，李贽在维摩庵落发，仅留鬓须。其落发的原因，一是因家中以俗事强我，故剃发以示不归。《焚书》卷2，《与曾继泉》云：

其所以落发者，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，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，以俗事强我，故我剃发以示不归，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。

落发的另一原因是此间无见识之人以异端目我，“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”。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愿受地方官的管束，《焚书）卷４《豫纳·感慨人生》云：“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（指地方官）管束，况别省之人哉。“

秋徙居龙潭芝佛院，与“僧无念、周友山、丘坦之、杨定见聚，闭门下键，日以读书为事。”万历十八年耿定向勾结官府，驱逐李贽。李贽曾两度离开龙湖，先后到武昌、衡州、南楚等地。

万历二十一年，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之三女将落发绣佛寺为尼，听说芝佛院要塑观音大士像，愿为观音大士，李贽写《题绣佛精舍》一诗为贺。梅国桢为感谢李贽对其女善因、澹然的推崇，将家中珍藏的白居易手书《楞严经》赠送给他。

在澹然的倡导下，自信、明因、善因（梅国桢二女）等也向往佛道，常向李贽请教佛学。有人攻击说“妇人短见，不堪学道”。李贽写《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》驳斥。

万历二十二年，李贽又到武昌，在梅国桢赠送的白居易手书《楞严经》题词。

万历二十五年九月，寓北京西山极乐寺。十二月，在极乐寺“闭关”，一意诵经参禅。次年，与焦竑南下，在仪征游天宁寺，初夏抵南京，寓水庆寺。

万历二十八年春，往兴禅寺听祖心法师讲《妙法莲花经》。三月，到山东济宁浏览，到普照寺看转轮，写《转轮殿看转轮》诗一首。冬，麻城反对梅国桢的人勾结地方官吏，造谣“僧倡宣滛”，掀起“逐游僧，毁滛寺”的恶浪。冯应京烧龙湖芝佛院，拆李贽藏骨塔，驱逐李贽。

万历二十九年春，李贽寓商城县黄山法眼寺。二月与马经纶同往通州，四月到通州，住经纶别业即莲花寺。曾再寓北京西山极乐寺，到崇国寺访求姚孝广遗像。

万历三十年，明神宗以“李贽敢倡乱道，惑世诬民”，令厂卫王城严拿治罪。李贽被捕入狱。入狱近一个月，风传朝廷将勒李贽回原籍，李贽说：“我年七十有六，死耳。何以归为。”三月十五日，持剃刀自刎死。

三、李贽的佛学思想

李贽主张众生平等，认为人人皆具佛性，人人皆可成佛。

万历二十一年，有人写信给李贽，说“妇人见短，不堪学道”。李贽从佛教众生平等观出发，写《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》予以驳斥。指出“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。故谓人有男女则可，谓见有男女岂可乎？谓见有长短则可，谓男子之见尽长，女子之见尽短，又岂可乎？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，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，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，则恐当世男子视之，皆当羞愧流汗，不敢出声矣”。（《焚书》卷2）

李贽主张人人皆具佛性，成佛不须外求。他说“既目前无佛，他日安得有佛也？若他日做佛时，佛方真有，则今日不作佛时，佛又何处去也？或有或无，自是识心分别，妄为有无，非汝佛有有无也明矣。”（《焚书》卷1，《答周西岩》）。又主张人人皆可成佛。他说：

圣人不责人之必能，是以人人皆可以为圣。故阳明先生曰：“满街皆圣人。”佛氏亦曰：“即心即佛，人人是佛。”夫惟人人之皆圣人也，是以圣人无别不容己道理可以示人也。……夫惟人人之皆佛也，是以佛未尝度众生也。……以亲见人人之皆佛而善与人同故也。善既与人同，何独于我而有善乎？人与我皆同此善，何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？……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。（《焚书》卷1，《答耿司寇》）。

李贽还认为成佛与世事无碍。他说：“天下宁有人外之佛，佛外之人乎？若必待仕宦婚嫁事毕然后学佛，则是成佛必待无事，是事有碍于佛也；有事未得作佛，是佛无益于事也。佛无益于事，成佛何为乎？事有碍于佛，佛亦不中用矣，岂不深可笑哉？才等待，便千万亿劫，可畏也夫。”（《焚书》卷1，《答周西岩》）

李贽的佛学思想以禅为主，禅净双修。

李贽对禅宗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云南姚安为知府时，一是受李元阳的影响，二是受无念的影响。

禅宗主张不立文字，李贽受这一思想的影响，其诗曰：“诵经纵满三千部，才到曹溪一句忘。惭愧儿孙空长大，反将佛语诳衣裳”。（《续焚书》卷5，《听诵法华》）

万历八年，李贽游昆明五华山，刻禅宗六祖《坛经》。李贽撰《禅谈》1卷，《福建通志·艺文志》存目。在龙潭芝佛院“意欲别集《儒禅》一书，凡说禅者依世次汇入。……若《僧禅》则专集僧语，又另为一集，与《儒禅》并行，大约以精切简要为贵，使读者开卷了然，醍醐一味，入道更易耳。”（《焚书》增补《又与从吾孝廉》）

净土宗是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和弥勒的法门，提倡大修功德。李贽主张禅净双修，在《六度解》中说：“故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真禅定之本，而禅定又为智慧解脱之本。六者始终不舍，如济渡然，故曰六度”。（《焚书》卷4）主张布施第一，持戒第二，是净土宗之门径。万历六年游鸡足山，与小月禅人论佛教净土法门，写《念佛答问》。

李贽幼年时对三教皆无好感，他说：“余自幼倔强难化，不信学，不信道，不信仙释，故见道人则恶，见僧则恶，见道学先生则尤恶。”（《阳明先生道学钞》）但后来三教皆崇，三教归儒。他在《三教归儒说》云：“此儒、道、释之所以并也，然其期于闻道以出世一也。”（《续焚书》卷2）

李贽晚年信奉佛教，但并不独尊佛教，而是儒、释、道三教皆崇。他说：“名利无兼得之理。超然于名利之外，不与利名作对者，唯孔夫子、李老子、释迦佛三大圣人尔。舍是，非名即利，熟能免此，而可以同不同自疑畏耶！（《续焚书》卷1《复李士龙》）李贽虽落发为僧，实儒也。他说：“夫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，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。是以首纂儒书焉，首纂儒书而复以德行冠其首。然则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，实莫过于卓吾子也。”（《初谭集·自序》）李贽把释迦佛称为“辞世出家者”，把孔子称为“在家出家者”。（《焚书》卷3《书黄安二上人手册》把佛教、道教“出世”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。在芝佛院时，在佛堂上挂孔子画像，并写《题孔子像于芝佛院》云：

人皆以孔子为大圣，吾亦以为大圣；皆以老、佛为异端，吾亦以为异端。人人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，以所闻于父师之教者熟也；父师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，以所闻于儒先之教者熟也；儒先亦非真知大圣与异端也，以孔子有是言也。其曰“圣则吾不能”，是居谦也。其曰“攻乎异端”，是必为老与佛也。

儒先亿度而言之，父师沿袭而诵之，小子矇聋而听之。万口一词，不可破也；千年一律，不自知也。不曰“徒诵其言”，而曰“已知其人”；不曰“强不知以为知”，而曰“知之为知之”。至今日，虽有目，无所用矣。

余何人也，敢谓有目？亦从众耳。既从众而圣之，亦从众而事之，是故吾从众事孔子于芝佛之院。（《续樊书》卷4）

总之，李贽儒、释、道三教皆崇，以儒家思想为最终归宿。

李贽重持戒提倡读经。他说：“佛说波罗蜜。波罗蜜有六，而持戒其一也。佛说戒、定、慧。戒、定、慧有三，而戒行其先也。戒之一字，诚未易言。戒生定，定生慧。慧复生戒，非慧离戒，非慧灭戒。……然则戒之一字，众妙之门；破戒一言，众祸之本。戒之一字，如临三军，须臾不戒，丧败而奔；戒之一字，如履深谷，须奥不戒，失足而殒”。（《焚书》卷4，《戒众憎》）他十分注重戒，在《告佛约束偈》（《焚书》卷4）、《豫约》中对早晚功课、早晚山门、早晚礼仪、早晚佛灯、早晚钟鼓、早晚守塔等都有具体戒约。

李贽提倡读经。他说：“昔人谓读经有三益：有启发之益，有开悟之益，又有印证之益。其益如此，曷可不读也？世人忙忙不暇读，愚人懵懵不能读，今幸生此闲身，得为世间读经之人而不肯读，比前二辈反在其后矣。快刻期定志，立限读之，务俾此身真实可以死乃得。”（《焚书》卷4，《观音问》）。

四、李贽的佛学著作

李贽的佛学著作包括对佛经、佛学著作的题解、释读、序跋，游览寺院、听讲经的诗等，为研究李贽的佛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

对佛经、佛学著作的题解、释读，主要有《心经提纲》（《焚书》卷3）、《心经提要》存目（《李卓吾遗书》）、《金刚经说》（《续焚书》卷2）、《法华方便品说）（《焚书》卷2）、《解经文》（《焚书）》卷4）、《解经题》（《焚书》卷4）、《华严合论简要》（存目）、《净土决》，一作《净土诀》（存目《李卓吾遗书》）、《禅读》（存目《福建通志·艺文志》）、《念佛答问》、《六度解》（《焚书》卷４）、《观音问》（《焚书》卷４）《三大士像仪》（《焚书》卷4）、《告佛约束偈》（《焚书》卷４）、《戒众僧》、《豫约》（《焚书》卷３）等

佛学著作序跋有：《书决疑论前》（《焚书》卷4）、《重刻五灯会元序》（《续焚书》卷2）、《净土诀·前引》、《因果录序》、《书寿禅师劝修后语》、《六祖师指归西方说》、《念佛真义第一》、《念佛真义第二》、《祖师得法因缘序》、《李长者<华严经论略·序>》等。

与佛教有关的诗有：《题绣佛精舍》、《十八罗汉漂海偈》、《十八罗汉游戏偈》、《赠两禅客》、《钵孟庵听经喜雨》、《赴京留别云松上人》（《焚书》卷6）、《观音阁二首》、《弥陀寺》、《轮藏殿看转轮》、《赠阅藏师僧》、《听诵法华》（《续焚书》卷5）等。